第11章

墙根下的中国

第11章

好不容易盼到黄胖子从粮站的办公室出来,走路摇摇晃晃,脸红得像个关公,这家伙大概在里边喝多了黄汤子一一一头栽死吧!

那个过磅员出来了,他先和我说话:“这位大姐,快回家吧,家里人还着急地等着你哪!”

“大哥!”我尽力把话说甜些:“你行行好,把那麦子还给我吧,那是我从姐姐家借的,原打算粜了给孩子看病吃药……”

“票都开了,怎么还你。像你这样的老鼻子啦,都是牙齿里剐下来的粮食,你这还是最少的,几百斤几千斤的粮食都让集市委员会卡到粮站来……”

我不等他说完,对这个过磅员的好感就踪影全无了,怎么这吃公家饭的,明明知道社员的苦处,还非要制裁社员不可呢?

“天黑啦,快回家吧!”过磅员向外赶我,我又看了一眼偌大的粮仓还有那如一座山般的麦子。那麦子尽管很多,但我那麦子一眼就能看出来,那麦子火亮新鲜,没有土尘,连个草棍都没有,那麦粒也不一般,饱满肥硕,像冰碴般晶莹的透出光泽……

那么好的麦子,只卖了应该卖的价钱的一个零头都不足,我捶胸顿足,仰天长叹。湛蓝的长天,已经有稀疏的星星在闪烁,远处的村庄,也有了明明灭灭的灯火,坐落在漫山野地的粮站,早已被夜幕所笼罩…

这时候,孩子醒了,玉梅赶紧去里屋,把奶头塞进女儿的嘴里,孩子仍然是哭。

“噢!我这一天连水都没喝一口,哪还有奶水。”玉梅抱起孩子,喝了口凉水,狼吞虎咽地吃白薯干饼子。她吃饼子时,梗着脖子皱着眉头,样子十分痛苦。让我觉得她还不如一头乳牛,乳牛慢慢吃草,细细咀嚼,静静反刍,小牛吃奶时,奶水便哗哗地流出来,全没有痛苦的表情,让人觉得和谐、安闲、自然和舒适。而此刻玉梅那痛苦的表情像吃中药!我站在她背后,发现她穿的衣裳格外肥大,其实她的衣裳原来都是合身的嫁妆,不肥也不瘦。我猛然想到:原本丰腴的玉梅,已经光剩下一把大骨头架子了!她的丰乳、肥臀、秀发被不堪重负的生活熬干了,连那美丽的脸庞都憔悴得没有任何色泽和变形走样了。我的眼角有些湿润,悄悄来到后院,把玉梅平安回来的消息告诉了大妈,并扯谎说,粮食卖了好价钱,请她放心。

我大妈仍然不放过她,继续指责她:“我不会猜错的,她赶完集就拐弯回了娘家,她一出门,就忘了孩子,忘了男人也忘了这个家……”如果她不是我大妈而是我亲妈,我一定得呛白她几句,怎么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冤枉人!我和大妈之间,毕竟隔着一层。

我为玉梅的委屈落泪了。

回到前院,玉梅仍然在长嗟短叹,她说:“这点钱,仍然不够买盐吃……”

“少吃点盐,人吃淡食对身体有好处。”我说这话时显得十分心虚。

玉梅很生气:“啥样,真是个书呆子,腌短菜若放盐少了,短菜不长白毛长长蛆吗?”

我无言以对。

玉梅想了想说:“咱家还有布票,一尺布票在县城的黑市上能卖一块多钱。”

“又是黑市!”

“这年头,咱们这种人家,没有黑市活不成,黑市上除了不卖人口什么都能卖。”玉梅对黑市似乎了如指掌。

我和她开玩笑说:“若黑市上卖人口就好,你把我卖了,你带着孩子过日子,还一样是贫下中农家庭。”

“有卖人的黑市也没人要你,躲都躲不开,谁买个阶级敌人!”玉梅呛白我,她拿我出气。

“我脸上又没有金印,谁知道我是阶级敌人,我能写会算,心灵手巧,仪表堂堂,就是个哑巴牲口是个奴隶也能卖个好价钱。”

“可现在不是奴隶社会,是社会主义。”

我和玉梅虽然说的是玩笑话,我却很难过。我的心理失落,让我痛不欲生,我的苦闷胸怀想爆炸!

我对玉梅说:“我划成了阶级敌人不假,可我的血是热的,是干净的。我听说县医院可以排队卖血……”话一出口,我又后悔不及。

玉梅急了:“你,你这身体,卖血还不卖死你!你先把我卖了吧,把孩子卖了吧……”我只不过是说说拉倒,她却认真起来,和我没完没了。她披头散发扔下孩子,敞胸露怀,赤着双脚,向我猛扑过来,和我打脑袋撞头,像一只疯狂的失去幼崽的母兽!我知道,今天被卡了粮食的怒火和没有钱花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好,好,这样很好,省得憋在心里引起更大的毛病,我让她发作,任她打骂。

原本打算,第二天等玉梅冷静下来,我好好和她谈谈,想不到第二天一早,我突然看到,昨天还是一头黑发的她,一夜之间头发竟然变成红色的了!

她揪住自己的红头发,又是一场哭嚎!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女儿不敢亲近她,看见玉梅,吓得哇哇地哭,惊惊乍乍地向我怀里扎,从此,孩子断奶了,白天孩子有我大妈带,夜里跟着我。玉梅若想亲近孩子,只能等孩子睡熟以后,她才能把泪水滴在孩子又黄又瘦的小脸上…

经过这场卡粮食的风波,玉梅的嘴角烂了,眼睛又红又肿,眼边血红血红的。浑身也开始蜕皮,蜕了一层又一层……

草民,草民,人不如草,和不死草比,玉梅差远了。不怕旱,不怕涝,不怕土壤的贫瘠,不怕风吹雨打的不死草呀,不怕践踏的不死草呀,在石头缝里都能顽强地生长的不死草呀,我的玉梅不如你,我更不如你!

然而,只不过是恢复了党籍,就让玉梅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又过了一天,公安员王掷子在大喇叭上广播我们的名字,只广播名字不冠以各种分子,口气也十分温和,还加了一个请字——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请我们去大队。

我猜想,一定是根据精神解决我们的帽子问题。按说,这是好事。十三年来,不天天盼着摘帽子吗,连做梦都在想摘帽子!再冤枉再委屈,也只能盼着摘帽子,不敢幻想平反昭雪之类。我们长年累月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惶恐的环境里,身上戴着标明自己身份的“名片”还不说,每天还有个三分钟五分钟的紧急集合,然后是扫大街、泼水、开会、挨PD,PD别人或被别人PD……这种生活状况不改变,我们便人人产生了一种奢望:不如投到国家的正式监狱里去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