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南宿县，也和全国一样，并非一池死水。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开始在农村落实政策。中央政策从省到地区，到县到公社，最后再到乡村，原来有一个如此缓慢又如此复杂的过程!幸亏这是一种政策、一种文件精神，若是好吃的东西，经过这么多道手续和这么多道层次，馊不了也早就变味道了!中央的好政策在下边走样、抽条、注水、缺斤少两和改变色泽，被随便阉割，把圣经让歪嘴和尚给念颠倒，也就十分好理解了!
我们的国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两次滑向崩溃的边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就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几乎回到了另一种公社的生活，即原始公社的生活，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在人民公社中，还有一种特殊群体，那就是我们这些地、富、反、坏。我敢说;我们的生活，是世界上最不堪忍受的生活，我们把国家正式监狱的生活，看成天堂般的生活。那是因为想进监狱是奢望是痴心妄想!我们的生活，是能让一个大活人变形的生活:我瘦得皮包骨头，像一具骷髅;我的邻居刘广申，因不堪忍受的生活，几次自投监狱都被拒之门外。
所以，突然的喜悦，让我和玉梅都有点不知所措、受宠若惊。玉梅仍然是听见大喇叭广播她的名字，光向厕所跑，我从厕所里把她拉出来说:“让你去大队！”她失魂落魄地说:“咱又犯什么错误啦？”
“没有犯错误，大队喊你，是好事。”
她心里仍然忐忑不安，我就看出来了。我们在严冬里等待了很久，窒息了很久，可我们不是冷血动物呀!突然春天来了，让玉梅一时不敢相信，甚至不能适应。她说:“已经十三年不进大队开会了，从劝我出党那年起就再也没有开过会……”
“去吧，大胆地去吧，公报发表了，咱把话说简单点，从今往后，你和我要重新有做人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谁拿咱们再当猴儿耍也不行！”我鼓励她说。
玉梅这才照照镜子，抻了抻衣角，出门而去。
我心里说，正义，党的温暖终于回来了，尽管它来得有点迟缓。
直到中午玉梅才回来。我坐在炕上，透过木楞窗户镶的小玻璃看见她走进院子的脚步十分轻快，我断定她准有好消息。
果然，她还没进屋，在门口就冲我喊:“我的党籍又恢复了！”玉梅走近我，像个孩子般拉住我的手摇个不停。”真的，我又是党员了，你不替我高兴吗！”
自己身边这位共产党员的这种表现，让我觉得她和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善良的有些傻，容易满足的有些痴呆，着实禁不住一个枣核甜!
玉梅终日沉浸在喜悦之中，嘴里还时不时地哼出儿时的歌曲，只哼曲调不唱歌词，那曲调故意拖得很长很长，时而像高山流水，时而像小河在呜咽，当她发现我注意看她时，便停止了哼唱，噘起双唇，给我一个飞吻……晚上，她烙了白饼煎了鸡蛋，把我大妈和傻哥哥也请过来吃饭。我大惑不解，玉梅在她耳边大声说:“咱们就要走好运了！”我心里说，玉梅天真得像个孩子，纯洁得像一股清泉一一不过，这样也好!
就连她的满头红发也有了光泽。看到她那浓密的红发，我就想到当年的苦难。蓦地，—阵久远的刚戴上帽子时的隐痛又浮上心头。
那天晚上，我扫大街回来，玉梅还穿着棉袄在灯下洗萝卜和大葱，她的映在墙上的剪影，显得很疲惫很苍老。这是今天才从生产队分来的。过了霜降节，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腌“短菜”的季节了。其实，这“短菜”才真正是长菜，现在把萝卜和大葱叶子腌渍起来，吃到来年春夏之交，直到大田里的春菜下来为止。腌渍短菜，要放很多食盐，食盐虽然便宜，一块钱可以买七八斤，但这时候，我家连买一盒火柴的钱也拿不出来了。刚戴帽子时，玉梅从她娘家拿来的钱，三下五除二地早花完了。生产队的工分值很低，我因为是阶级敌人，只能每天挣七个工分，这叫“政治工分”，依工分值五角算，我每天挣三角五分钱，哪有钱买食盐!当不仅失去了做人的权利，连经济待遇也这般的不平等。在旧社会，富人剥削穷人;新社会，这贫下中农一定要剥削吗?我甚至很害怕地想到，国家是不是要变相地把我们这些人消灭掉呀，消灭一个阶级，不消灭这个阶级成员的肉体行吗!我这种联想不是没有理由的，苏联的初创阶段，把大批白俄赶到外国去的做法，是众所周知的。阶级斗争的强化和强调，让农民分成了若干等级，我们这家庭，比印度的“贱民”还低贱，我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贱民!我在悲哀之余，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制度出了大毛病，我们的国家肯定从上到下出了一大批奸臣，他们要把国家向邪路上引。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在推翻那个旧制度的过程中，曾高唱“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曲，如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近二十年，由于我们的民主和法制的缺失，让我们觉得旧社会不民主的东西，离我们并不太遥远!
我常常在受了委屈的时候，遭受了打击和迫害的时候，一个人坐在葡萄架下瞎想，越想越复杂，越想越痛苦;玉梅则什么也不想，她很现实，也很有办法，她对我说:“大寅，人穷志短啊，我想到我大姐家去借点麦子。”
我知道，玉梅这个叔伯大姐在段家街住，他们的生产队比我们的老牛队搞得好，年年分的麦子除够吃之外还有剩余。
“借粮食干什么?”我当很自卑，做人又总想自尊，玉梅一提借粮食我就不自在。农民虽然是粮食的生产者，但互相调剂余缺却被视为非法，即使到亲戚家去借也难以启齿，因为农民若有余粮，像私藏军火或毒品那样犯禁!
她说:“我先去借，看能借多少，借多有借多的用项，借少有借少的用项，反正咱自己又没钱又没粮。”
工夫不大，玉梅扛回来一袋麦子，打开一看，麦子很狼糠。她用簸箕簸，麦粒在簸箕里，随着她两手的左右不停地颠簸，只听沙啦沙啦几下，尘土、麦糠都一风儿吹了，她唯恐不干净，又拿过我的眼镜戴上，翻来覆去地捡，小草棍、小土疙瘩都仔细地捡了出来:“这是三十斤麦子，足够咱买盐腌短菜了。”
我说:“粮食也不能当钱花呀。”
她说:“我把这麦子弄到河西镇大集上去，准能粜出个好价钱来。”
玉梅所说的河西镇大集，每逢农历二、七、四、九都有粮食黑市，黑市上什么粮食都可以卖，比国家粮站的收购价高出十倍八倍。我当当傻了，忘了自由市场上的黑市，连咫尺之隔的河西镇大集都没去过。玉梅让我茅塞顿开。第二天一大早，她把两个孩子交给我大妈，稍事打扮，就利索得像个回娘家的新媳妇，背上三十斤麦子去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