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躺在自家的黄土炕上，回想和刘金木结仇的全过程。我和他其实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无非就是他想蹬着我的肩膀爬进工作队的队伍，逃出生产队，摆脱掉人民公社社员的身份，转成国家干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就不择手段地落井下石。不过，他说我家的地方早已经划归了大商店，也不是没有一点来由，那还是运动的初期，当时老镰刀正在马上。
有一天，我家突然闯进来一群村干部，老镰刀打头阵，他在我家前院指手画脚。一段残破的砖墙，把我家隔成前后两个院落，相比之下，里院显得比较狭窄，外院则很宽敞，每年打麦、收豆、打谷子都在外院进行，所以，麦秸垛、猪圈，磨棚什么的也都在外院。外院和大街只隔着一段矮墙，这就是所谓农家的连场隔院的格局。
我小声地对玉梅说：“看，老镰刀他们想干什么？”
玉梅不耐烦地说：“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还能怎样？身子都掉进井里了，耳朵还能挂住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她猛地甩了一下浓密的长发，显出一副破罐破摔的样子。
村干部走后，我和玉梅立刻来到前院，只见前院沿着街道的部分被铁锨戳出了好几条土痕。
玉梅说：“他们是不是要把咱们的前院分给别人盖房子吧？”
我说：“不可能吧，要是在这里盖房子，咱们家还有出路吗？”
“现在人家连你的死活都不管，谁还管你有没有出路！”玉梅又说：“任凭人家摆布吧，咱们是井里的蛤蟆——干鼓肚子。”她故意装出一种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她的心情比我还要沉重，她似乎早就看出来，又一场灾难就要降临了，在灾难降临之前的时刻是最难熬的时刻。我和玉梅走里转外的瞎琢磨，却琢磨不出这又是一场怎样的灾难。
几天以后，我们劳改队结束了在燕长城南边看水渠浇地的任务，大家在水簸箕河集合之后，由公安员王掷子带队，每人都带一把铁锨来到我家的门前。
原来，在我家前院早就划好了白线，拟定在这里盖一排六间的大房子，公然将我家出入的大门堵死。
一声令下，大家动起手来。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劳改队长杨大褂子说：“老表叔，你怎么还坐着？”
“大褂子，你好糊涂呀，这地方要是盖上房子，我还怎么出入！”随后，我又添加了一句：“人又不是飞禽，没长翅膀！”
大家停下来一看，这才如梦方醒。是呀，怎么着也得给人家留条出路呀！断了道，人家怎样走，水怎样流？
于是，人们放下铁锨，有吸烟的，有喝水的。大家不是罢工，也不是幸灾乐祸，实在出于无奈，我确实无路可走了。对非常严格的王掷子，躲到一边去也不管了，他十分清楚，因为盖房子把一家人的出路给堵死，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行不通的。不要说是人，就是豢养一头牲口盖个牲口棚或者搭一个猫窝、挖一个狗洞，也得有出入口!更何况还是大活人，怎么着也不能装进闷葫芦里呀!
时间不多，老镰刀便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你们这些坏东西，想罢工、还是想造反呀？”
我慢慢地站起来说:“镰刀……”按乡亲辈论，我是他爷爷，所以，我只能大着胆子喊他镰刀，而不能反过来喊他爷爷。”我这里若是盖上房子，我往后还怎么出入呀?”
老镰刀一看我这院子，他也猛醒了不少，他用手摸了摸脑门，脑门又窄又瘦，倍儿亮，又摸了摸脑门，还使劲拍了两下，大概脑瓜儿不那么发热了:“这样吧，你暂时先对付着走西边，其他的事儿下来再说……”
暂时先对付着走西边，这不是哄小孩子吗，下来再说?房子盖上了，还和谁去说，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个村干部威风再大，也是一口唾沫的官儿。刘三生当了十八年村长、村支书，比四届美国总统的任期还要长，他被拿下马来，却当了坏分子，不光没有了说话的权利，连做人的权利也没有了:“不行!镰刀，土木不可擅动，现在必须得说清楚!不然，我家的人出不去，下雨连雨水也流不出去，水会淹了我们房子的！”我心里说，这些村干部，怎么就没有一个长脑子的?
老镰刀没脑子，但他有权力，他开始耍浑发威:“你的院子不是可以通后院吗?”
“那是一个窄过道，只有二尺宽。”
“二尺宽还不行，你想要多宽?”
“镰刀，走，咱去看看。”我拉住他不放手，他死乞白赖往后面鞧屁股。
“那你就向西走，我们负责给你拆一段墙。”
我说:“西边是刘广申的宅院，他能让走吗?”
“土地国有，土地国有！”老镰刀连连地说，他好像一下子聪明了起来。
刘广申就在老镰刀的身后:“镰刀哥，土地国有是个广义上的概念，具体到宅基地，个人还是有永久使用权的！”刘广申原是大尉军官，1965年，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划为坏分子，并从北京军区遣送回家!做人的权利没有了，一个杠四个花儿也没有了，但他的政策水平是无法剥夺的!
可惜刘广申懂得政策老镰刀却不懂，但是，老镰刀手里有权，有权就有一切，有权就可以搞极“左”，“左”的撞南墙也没人敢阻拦。他说:“我说地皮国有就国有，南邰村的生死簿我拿着哪！”他挥舞了一下拳头，好像那空拳头是全村人的生死簿。也就是说，老镰刀是南邰村人的阎王爷。
在阎王爷面前，刘广申跑到八棍子都打不着的地方，他躲开了老镰刀的拳头，但他无法从老镰刀的生死簿中勾掉自己坏分子的名字。
老镰刀为了摆脱我，对大家说:“快干活，磨洋工地不行！”他突然冒出一句日本人说的中国话，他太羡慕日本鬼子吗？他想扮演日本人吗?我一把拉住他:“镰刀，你不能走，你们这样盖房，无论如何都不行，我没有出路，你们以后盖的房子也不安全……”我想到下大雨发大水，人若出不去，水自然也流不出去!
老镰刀毕竟不是货真价实的阎王爷，他竟然像一条夹尾巴狗溜走了，边走边说:“先盖房，有什么问题下来再说。”他带着全村人的生死簿不知去向了。我们我看你你看我，没有人说话，也没话可说，大家一个劲儿地吸烟。杨大褂子小声说:“哼——，先盖房子，下来再说。这是人说的话吗？瞧这份乱子山吧。”他这话完全是说给我听的。
我家前院宅基上的六间房，几经周折，并且在村干部的压制下，到底还是破土动工了。
我们这个劳改队，我算个书生，刘广申是军人出身，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特别是那些地主富农分子们，没有一个是饭桶!他们之中有经验丰富的泥瓦匠，有木匠，还有无师自通的土木工程设计师。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一应俱全的土木工程队。不用好人，只用我们这些戴帽子的坏人，盖六间房已经是绰绰有余的。跟这些老一块劳动，最突出的感觉是他们都有个人的专长或特长，他们的个人素质都非同一般。发财致富，各有神通，并不是偶然的。农民成了富户成为有钱人，靠智慧靠艰苦劳动者居多，像“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那样的致富者，其实，并不可信。
我说这些，老们特别爱听，有人说创业那些年没睡过整夜觉的;有人说赶集上店不知道饭馆的门向哪边开的。富农分子王奉宁说，解放区时代，他当村干部，白天跑完了村里的工作，晚上回到家里，在粉坊、糖坊里打半夜“下作”，第二天起早，担着一百多斤粉条赶新安集，回来担一石绿豆，往返七十里，两头见星星，累得都上不去炕，这苦和累找谁去说?贫下中农可以诉旧社会的苦，地主富农分子不能诉新社会的苦，诉旧社会的苦也没人听，也没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