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刘白大骂刘金木，像骂猪狗一般，无所顾忌，势不可挡！此时，我若让他和刘金木拼命，他也会勇往直前的——儿子，我的好儿子，我一把抱住了刘白！过去，我总是认为，仇恨不能传宗接代，谁播种仇恨，谁就会有最坏的收获。对于刘金木这样的败类，则是个例外。
刘金木狼狈不堪地从院子跑回屋里去，又从屋里跑了出来，重又跑回屋里，不再出门。
刘金木忍住了，他报复我是在第二年的麦收，此时，各地传来好多小道消息，如国家要取消，在运动中被划为阶级敌人的要摘帽、平反等等。
我们老牛生产队除了少数的积极分子外，一般的贫下中农没有人拿我当坏蛋看待，因为我没有做把谁家孩子扔到井里的勾当，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儿。社员们都说：“大寅叔，快摘帽子了，摘掉帽子给咱们老牛队当队长吧！”又有人说：“不当队长，当会计，你准不贪污！”甚至还有人说：“大寅叔摘掉帽子可以去教书……”我这个穷大辈，一时间在生产队成了一块“香饽饽”。
我的堂叔伯侄子，我们老牛队的队长刘石头则说：“我大寅叔摘了帽子，我就割掉陷害他的人的舌头炒肉吃！”这小子专爱讲我爱听的话说，于是，有人也附和说：“对，咱们队长说得好，把害人的坏蛋揪出来，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吃他的油。”
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刘金木。
刘金木因为在运动中害人，所以他目前十分孤立、惶恐。人们说，自从有了落实政策的消息后，他就如坐针毡，终日抓耳挠腮。
一天，社员收麦回来，都去打麦场分麦秸。我因为劳累，去得晚了。到了打麦场，刘白正在和刘金木争吵，看见我，刘白哇哇地大哭起来，不用问，我的孩子受了委屈，我压住怒火，和刘金木心平气和地交代：“他还是个孩子，你不能和他一般见识……”此时，就要落实政策了，我是多么盼望跟他和解呀，远亲不如近邻嘛！
我还没有说完，刘金木就骂道：“孩子，孩子、大人都是阶级敌人的味道！”
哎哟，我气得几乎背过气去，这不是在挑衅吗？这不是在找碴儿打架吗？我不能忍耐了，如果再忍耐，不光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孩子。做父亲，除了供养儿女成长，还要孩子面前保持尊严。作为一个人，还有比尊严更重要的吗？我用手指着刘金木：“刘金木，你这条毒蛇……”我向他扑过去，想咬他的肉。
刘金木不再说话，他随手抄起一把大铁锨，向我的头上戳过来，我转身要跑，却一头栽倒，不省人事了。
等到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玉梅守候着我，她见我睁开眼睛，脸上才有了血色，有了人的模样：“你到底醒过来了！”她兴奋地扑在我的身上，用力地摇摆着我，摇摆得我脑后伤口直疼。
我抬起头，巡视了一下同室的病友，病友大多是皮外伤，有麦收被机器扎伤碰伤的，有车祸致伤的，缺胳膊短腿的，血肉模糊的……病室里的气氛格外凄惨！
入医院的第二天，便给我做了手术，颅骨被刘金木用铁锨戳成了一个半尺多长的大口子，缝了九针才缝好。
半月后，我的头部伤口疼痛感渐渐消失，可以下床了。玉梅搀扶着我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步，医院的大喇叭里在播放了一段轻音乐之后，开始广播公报，播音员的声音凝重、深沉、响亮有力、扣人心弦。
我一字不落地谛听着，越听心情越激动，以至全身热血沸腾，我沉浸在喜悦里不能自拔！玉梅觉得我有些异样：“你这是怎么啦，发烧啦，怎么眼睛亮得吓人，我的老天爷呀！”
“公报，你没听见？”我差不多是向她狂喊，并且用力拉住她的双手抖动！我们身旁的患者吓了一跳，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发疯发狂的劲头。
“早就听说了，就是看不到公报，现在总算是看到了，总算是听到了。”
玉梅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嗨，我当是天上给咱们掉馅饼啦，你那么高兴，那公报和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自从我住院，玉梅简直消沉得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人也消瘦得皮包着骨头。
“不，这比天上掉馅饼还要好，我脑袋上的帽子很快就没啦！”
“可你脑袋上的伤口还没好呀！”
“没好也要立刻回家。”
听说我从医院回来，我家的屋子里院子里里里外外都是人，都是前来探视打听我安危的乡亲。众人走后，石头和刘三生留下来，石头主张：“把人打成这样，也别告状，这年头，告也白告，咱就把我大奶奶和我的傻叔叔拉到刘金木家去，他们吃咱也吃，他们睡咱也睡，我就不信，他们一家人不吐骨！”
刘三生也说：“石头的主意，是个好主意。”
我说：“公报公布了，不能还像以前那样对待咱们了。”
刘三生却不以为然：“政策说咱都是好的，连封建时代的帝王，有几个是想丢江山的……”
“不行，我不能把自己的老人当枪使。”我并不赞成他们两个人的好意。
第二天，玉梅把孩子们都打发出去之后，从包袱里拿出了我的血衣、裤子和褂子，都被我的鲜血染成了一块一块的黑色血坨坨！她把我的血衣和她的血衣（她因护救我而染血）小心翼翼地包裹在一起。又拿出凶器让我看，一把粗的铁锨柄已经从中间断掉，铁锨刃锃亮，寒光闪闪。
玉梅说：“那天，若没有老牛队的社员，若没有石头，你肯定被打死了，刘金术一铁锨从背后戳下去，立刻血流如注，你倒在了血泊里……说来也巧，正好赶上刘富臣的汽车回家来，他连家都没有进，就送你上了医院……”
我的伤口仍然时时作痛，我在家里养伤，村里的公安员王掷子天天来催促我去生产队劳动，我则天天让玉梅拿着血衣、凶器和医院的手术证明和主刀大夫田柏林的证明去公社告状。
按说，这劳动不劳动的事，应该是生产队长的事，现在王掷子掺和进来，好像名正言顺，公安员管理还不名正言顺吗？其实，他起的是帮凶的作用。
我如芒在背。玉梅到公社去告状，毫无结果。接待她的是公社武装部的张部长，这位部长却冷冷地说：“打了就打了呗，我这样的人，你们还要怎么样？还想还手去打贫下中农吗？”
我一下子从炕上跳了下来，接过玉梅手里的血衣、凶器和医院证明，让她拉着我去县城。
法院的王院长也是我们南邰村人，还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从小就被他喜欢。我以为证据确凿，无辜被打，这官司还不好打赢吗？况且王院长听了刘三生对他说了刘金木陷害我的情况后说：“眼看都快落实政策了，他这是要杀人灭口，刘金木至少要判10年徒刑！”
但事到临头，王院长却说：“你去找公安局吧，他们做出调查，我一定依法判决。”
王院长一直把我送出法院大门，并且再三叮嘱。法院的工作人员都窃窃私语，都在用一种异样的眼睛看着我。
公安局的人说：“这是法院应该判的案子，怎么推到公安局来啦！”
我就像是一个皮球，被公安局和法院踢过来踢过去。玉梅把小拉车放在马路一边的树荫下擦汗、喘气，她筋疲力尽，将身子靠在一棵大槐树上，低着头，极力躲避着过路围观群众的眼睛……
我不怕，也不害羞。谁看我，我就让谁看个够；谁问我，我就向谁说个明白！饿了，我就在马路边吃饽饽；渴了，就在马路边喝水。我甚至有了闲情逸致，想起了我家的不死草，想起了大山里的不死草，不死草不畏严寒酷暑，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践踏……
我就是一棵不死草！
我是柔弱的，同时，我也是坚强的。铁帽子戴不死我；刘金木要想打死我，我死里逃生，不是偷生，更不是苟活。
我问玉梅：“你觉得咱们难堪吗？”
玉梅有气无力，连眼睛都不抬：“难堪！”
“你觉得咱们丢人现眼吗？”
玉梅不语……
这个时候，有一个老者，并不问青红皂白，他可能以为我们是乞丐，硬塞给玉梅10元钱转身就走，玉梅一时愣住了，等她明白了过来，赶紧追上那个老者，把钱还给人家：“我们不是要饭的叫花子！”
玉梅跑回来，拉起小车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