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浇水过后的玉米、高梁、山药钻出地面，绿油油的叶子羞答答地开，翠生生地长，别有一番诱人的情趣。场长把夜间浇水改成白班，却隔三岔五。接下来是间苗，就是把那稠密的、弱小的秧苗拔掉，成拢成行，以利秧苗茁壮成长。别以为是件轻松的活儿，对于我们这些五谷不分的城市孩子，却是一道大难题，我们分不清楚啥是苗啥是草，在我们眼里苗与草长得一模一样，翠绿绿的叶子，茂盛盛的苗，一对难兄难弟。有的苗当草薅掉，有的草当苗留下，气得场长大骂我们，“怎么教也不会，这群城市来的兔崽子，就知道耍贫嘴，吃喝拉撒睡瞎闹腾。”瞎掰这时派上用场，他把苗与草的区别，仔细讲给我们，并用实物做示范，我们大长了见识。
更困难的在后面，间苗后用锄头给苗松土，那真是技术活，不听使唤的锄头，随意的看哪只苗不顺眼，“嗑吱”一锄头判了苗的死刑，那些可怜的秧苗，躲过了间苗的一劫，没有躲过松土的一劫。我们很是苦恼，感觉自己确实没用，一无是处，吃闲饭的，情绪很颓废。
袁自朝那张一天没有时闲的嘴，更是如火如荼，除了睡觉闭嘴，睁眼就跟麻雀一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们耳朵都起糨子了。赵杏楠一直跟在他身边间苗、锄地，还和他比赛。袁自朝别看他自吹自擂“堂堂七尺男儿顶天立地”却比不过赵杏楠。赵杏楠让他也像喊涂燕那样喊她小姑。袁自朝嬉皮笑脸仍一声“大姨妈”叫得不改口，其他男知青也跟着起哄，“好一朵美丽的大姨妈”。气得赵杏楠哭过几回鼻子，几次给场长告状说袁自朝欺负她。场长象征性地批评袁自朝几句：“下不为例”。给足了赵杏楠面子，说白了实际是给赵杏楠爸爸的面子。但对于袁自朝来说，场长批评仿佛是在开玩笑，说了等于没说，他照常我行我素。
一晚，余然说村妇委会长请我俩去她家有事商量，我想都没有想高高兴兴答应了。一个月前，我们从她家里搬出来再也没有去看过她，觉得很是歉意。到了她家里，屋里焕然一新，没有了旧时模样，炕中间放着一张崭新的、长方形的小饭桌，桌上摆着猪肉炖粉条，芹菜炒肉，摊鸡蛋，冒着腾腾的热气，还有凉菜，香菜拌猪耳朵，煮花生米，小葱拌豆腐。我们搬出去没几天，对我们这么盛情款待，我有些受宠若惊，惊慌失措。傻笑，是我当时最明显、最能暴露心情的动作。余然却大大方方回答着妇委会长地问长问短。
一会儿，门帘一掀，走进来两个人，两个年轻人，两个兵哥哥，有着精致的五官，身材魁梧，英俊威武，着一身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带，革命红旗挂两边”，都是四个兜的。我知道他们都是军官，排以上军官，因为我哥哥给我家寄回来的照片，妈妈说哥哥升排长了，着四个兜了，穿皮鞋了，就是军官了。他俩比我哥哥还英俊，都在一米八个头以上，一个高大魁梧，气宇轩昂；一个白净利索，玉树临风。妇委会长指着那个高一些的介绍说，这就是我给你们常说的我的大儿子郝建社，今年探亲假刚刚回来。转身指着矮一些地说，这是郝建社的战友叫楚建军。一同休探亲假。正在我俩不知所云晕菜之时，（也许余然没有晕菜，反正我是晕菜了。）那两个年轻军官千不该万不该做出了我俩打死想不到动作，面对我俩挺直身板扣靴行军礼，齐声道，“知青好！”他们把手举向帽檐，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神情震惊、庄重、和蔼可亲，具有大将风范。每个人身上充满了迷人的故事。这阵势让我手足无措，心变得颤动而紧张，只有傻杵着懵呆。倒是余然冷静，与郝建社握握手说：“都是一家人，你们客气了。”
妇委会长指着一桌饭菜让我们炕上坐说：“这是郝建社给你们准备的见面礼。”
我像个新兵蛋子，大姐大余然指向哪里，我就打向那里，乖乖就坐。余然和郝建社脱了鞋上炕坐里首，并肩一字排开。我与楚建军陪坐，分坐炕桌两边，双腿搭在炕沿下。
郝建社要给我俩倒白酒，我俩拒绝了。他给楚建军倒酒，楚建军也推辞了，说头一次与俩美女见面，酒气熏天不礼貌。郝建社把酒瓶放下，我们一人来了一杯橘子汁。这时候，妇委会长抿嘴笑着说，“要照顾女儿们。”一掀门帘，轻盈地出去了。
我特别喜欢同军人聊天，谈军营谈军官谈军人生活，只要保密以外允许的我都爱谈。郝建社问我，听说你哥哥也是当兵的，一句话问到了我的燃烧点、兴奋处，我特崇拜我的哥哥，像打开了话匣子的闸门，一泻千里，滔滔不绝，那种生疏感、距离感跑得无影无踪。我告诉他们，我哥哥是70年的兵，现在山西大同服兵役，是通讯兵，现任通讯排排长。
楚建军说，他们是69年兵，当时郝建社17岁，不到服兵役年龄，户口本被母亲改大了一岁，蒙混过关。当时自己14岁，更不符合当兵条件，是他爸找的人，被武装部保送的特种兵。说当时比他小的兵还有，才十三岁就当兵走了，都是部队大院的子弟。楚建军、郝建社都是一个车皮拉到云南昆明去的，都是一个城市的兵。只是一个走的农村兵指标，一个走的城市兵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