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衣锦还乡2
那时候，生活也简单。我出去的时候，在沣桥上碰见卖鸡蛋的农民，就买些生鸡蛋拿到当地农民家煮着吃。有时到了吃饭的时候，干脆就混到农家一起吃。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多月以后，我总共发现了十几处遗址，有商周、汉代的，反正不少。
说实在的，那次，我们陕西这组成员之间协作得并不是很好。苏先生这次回到陕西来，对这边的情况已经不怎么熟悉了，也不善于利用当地的同行，工作开展得就不是很顺利。
初到西安，我告诉他，我在三原时有一个同学，比我高一级，茹卓亭的孩子，叫茹士安，在西北局文化处工作。由于这个人在文化局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想见见苏先生。苏先生嘴上说行，却显得对见这个人很没兴趣。一次，茹士安专程来拜访苏先生，还一起去了工地，他却对人家的登门拜访很冷淡。
其实，茹士安那次的目的主要是想和他谈工作上的事情，希望中央能够派人下来支持陕西，交谈的话题还是些陕西这边需要保护性发掘等重大问题，人家态度也很诚恳。但是苏先生的态度不是很积极，甚至有点瞧不起人家，让地方同志很没面子。
结果，陕西的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就回北京了。到暑期，陕西这边不知什么人把苏先生反映到了考古研究所。起先我们并不知道“告状”原因，后来才知道是苏先生在当地买了一块“玉璧”，搞得群众影响很不好，最终导致当地的考古人员也不好开展工作等等。
这件事情我知道底细，其实是个不大点的事儿。沣河流域有个草堂镇，鸠摩罗什当年就在草堂寺庙做过住持。
这里一溜排列有几个好的遗址。此前，当地农民在耕地、取土的时候，经常会耕出些商周文物。历代的当地政府都没有做过组织收缴这些事情。说到这一点，我们陕西民间家庭的文物收藏量，绝对大大地超过了一些省级博物馆的收藏，还不乏从未面世的精品。
我们在斗门镇的时候，有一位农民拿了件“璧”给苏先生看。“璧”是商周时的礼器，圆圆的，中间有个大洞，有石质的、玉质的，有些有雕刻很好的工艺，是很有文化价值的前三代文物，十分珍罕。史书上的“完璧归赵”，讲的就是这样的物件。
当时，我独自在外边逛荡了两个月刚回来，苏先生拿着一件“璧”给我看。我一看东西是老东西，玉质不错，工艺也挺精美。原来，当地农民啥也不懂，一看我们是考古的，想拿这东西卖点钱。我就和他们交谈讲价，最后苏先生花了三十元钱把那东西买了回来。我们那时的补助一天是五角钱，这个东西就得花去两个月补助金呢。
我当时口袋里没钱，苏公自己有几十块余钱，想也没想就掏钱买了下来。至于这个东西是私藏了，还是上交了，我一点不清楚。不过，在考古界有个不成文的行内规矩，那就是个人一生都不能搞收藏。因为我们每天都和发掘和文物打交道，必须身正心静。比如，我在北京那个贵妃墓和后来的法门寺地宫，那些金银财宝一抓一大把，这些东西古人又没埋着账本，少几颗宝石谁会知道！不过，我们只把它当成是文物，从来不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换钱的金银财宝。咸阳那边有个考古工作者，就因为操持不好，随手拿了墓葬中的一颗金戒指，最后被政府判了十二年徒刑。
说到收购古物，现在有法可依，以前没有。再说，当时群众发现了那些东西，都是自动上缴，领一面锦旗或者几块钱的奖励就算完事了。一些农民看见就那么点奖励，根本不上眼，宁肯自己把东西藏匿着，也不愿意上缴国家。
要说的是，那时候人民政权的民主权利很大，上面来的干部得罪了地方干部，就会落个“不走群众路线”的评价。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并不大，我认为这都是苏先生的态度傲慢得罪了地方同志惹来的“祸端”。多年后，就因为陕西告过苏先生的这次“御状”，所里再也没让他来陕西参加一些重要发掘。以后，苏先生也刻意回避来陕西工作。多次调查，都是由我负责的。王伯洪在所里留着，后来做沣西他才来。
一九五四到一九五六年，西安开了四个工地，工作量很大，在共和国考古史上也都很重大，结果，所里都是指派我们这些年轻人做的，老人手都没有上去。所以，那个“玉璧”事件对苏先生的考古人生也是个不小的影响。他那个人面皮很薄，大知识分子嘛。反过来说，苏先生这个考古大家的频频“缺席”，对我们陕西在建国早期的考古工作也是一个无可估量的损失。后来，苏先生去了北大，建立考古专业，在理论学术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