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遗老遗少考古所2
另外，还有两个语言学家和其他学科一些人也留下来了。梁思永当时也留下了，一是因其有肺病，另外就是他的思想比较进步，不满国民党政府那一套做派。至于那些考古组的技术工人，他们不是专家学者，当时没有被圈在“迁台人员”之列，只有留下来。
为啥北平研究院当时大部分人没有跟着老蒋走？原因是当时中国的考古界分成“英国学派”“法国学派”等派系，北平研究院院长属于法国派。法国学派和英国学派学术争论太大，平时工作就合不来，门户不同，去了也吃不开，与其去了受排挤，还不如自立门户。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留在大陆。
两个单位留下的人总共有二十个左右。一个国家级的考古机构面对那么大的课题和范围，这几个人基本是跟白手起家一样的现状。恢复工作时，显得人手不足。那时候考古所之所以很容易进人，就是缺人手。只要夏先生说行，你就可以进中国考古研究所。所以，我就沾了夏先生是我导师的大光，堂堂皇皇进去了。
当时有个笑话，你们也权当笑话听听。当时，考古所所长是郑振铎，这个人是个文化学者，参加过“五四”运动，是共产党早期培养的文化干部。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又是考古所所长。担任这样的职务，那你的学识必须和文物考古有联系。
说到文物方面，因为郑振铎这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期在上海抢购保护了一批国家文物，当时还是个比较有影响的大功绩。于是，跟随他当年干这件事的那些人，不管是不是这方面的人才，不是被他安排到考古所就是安排到文物局。至于在考古这方面，他委实是个外行。这个人古典文学还行，以后还当了那么大的官，写了那么多古典文学方面的专著，但文物考古这方面，根本不是他学问内的事儿。听夏先生说，当时在国民党撤退时，国共双方都在争夺“大”一点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当时一些知名的学者。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当时，考古研究所的这个位置是给李济留的。李济是留美回来的人类学教授，当时滞留在香港，好像本人也有回归大陆的意思。
郑振铎这个人呢，只是喜爱文物，新中国成立前就出了些和文物相关的文集。他同夏鼐等人的交往那个时候就较多，当时，他出的那些《历史参考图》的每一集，都是找夏鼐等人要的资料，几个人一起商量过的。
副所长当时有两个人，一个是梁思永。梁思永是考古所的老人，梁启超的孩子。另一个就是夏鼐，他以前当过中央研究院的代理院长（傅斯年患病期间）。考古所的苏秉琦先生后来将北平研究院合并到了考古研究院。那边人少，一是苏秉琦，一是徐炳昶，原为北平研究院历史所所长，留法学者，著有《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这个人学问也很扎实。
历史所还给这边塞了一些人，不久后都调到了民族学院和其他地方去了。
真正的考古研究所里的老人手，只留下四个人。分别是苏先生，徐炳昶，另外一个是技术工人，一个是搞行政工作的人，这个行政人员后来调走了。所以，考古所当时的主要人员组成还都是老“中央研究院”的人马。
我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叫马得志的，他也是当时考古界的老人手。这个人是日伪时期中央研究院在北平的资料整理（整顿）室的人。那时，北平市已经成为沦陷城市，日本人在原来的中央研究院这片地方修了个楼，是当时北平最高的建筑，名义是为保护“人类文物”、招募文人修的，其实完全是为了给他们的文化侵略涂脂抹粉。马得志就在里边工作，暗暗地保护了不少古籍。
新成立的考古所还设有个“历史组”，当时有两个人工作。一个是傅斯年的侄儿傅乐焕，他当时很年轻，三十岁左右，刚结婚没多长时间。另一个是研究辽史的学者冯家昇。
就是这些国民政府的“遗老遗少”，最后都成了新中国的瑰宝，民族的精英，为共和国的考古研究开辟了先河。
不过，选择了这个职业，一生的苦乐都和田野考古有了难解的纠结。这个职业苦啊。不说整天在荒山野岭，经常吃苦受累，有时还会碰见狼，甚至受到攻击，那是很吓人的。更不用说那些山洪呀、大雪呀，真是让人九死一生。记得刚进考古所，梁思永先生给我讲过他独自一个人在蒙古草原碰到土匪抢劫的故事。他个子高，腿也长，背着东西被土匡撵了几座山头，由于过芳，回来就得了肺病，最厄先生也是死于这个老病根。还有夏津，在野外就被强人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