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刘志丹住过我们家2
我父亲是个比较开朗的人，后来还学着做点小生意。不过，他这个人没有我爷过日子那么有算计，做的生意都是些小生意。而且，赔得多，赚得少。他就一个嗜好，一味爱买地。每年忙罢，新粮食入仓前把陈粮卖掉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置地。到了最后，攒了大概有七八十亩地，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亩。
他这个人就那样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是记着置地。我们那儿地土也宽，加之兵荒马乱的年月地价也很便宜。要不，按他亲手置买的这些土地亩数，到了土改那阵子放到周边有些县份，肯定能定为大地主了。
我家地多，粮食收打得也多，这是真实情况。记得那时候，即使是青黄不接的春荒三月，我们家还向外卖粮食呢。农民嘛，也就知道种地打粮食，粮食就是他们最大的财产。不过，那么多地种起来却比较麻烦。特别是麦收和秋收，一家老少都得围着庄稼打转。我上学那阵子，放学回家还得去放羊。一个财东家的念书少爷，戴着一顶“瓜皮帽”赶着一大群羊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山做“放羊娃”，羊吃草，我们摘杏、掏雀窝，那个时光倒挺快乐的。我们那里是丘陵地带，除过种粮食，农家的经济收入来源就是养羊。农家有十几只羊，也是一大笔财产呢。羊毛、羊羔可以卖钱，羊粪是主要的上地肥料。
那个时期，号称“天府之国”的关中道广大农村普遍还是很贫穷的。就我们家的家境，一年四季倒是能吃饱饭，吃稠饭。但是到后来，就慢慢不行了，主要是我父亲在治家方面的算计差一些。他买地花的积蓄太多，加之买来的地又都是山坡地，肥料运不上，庄稼种不好，天旱一点就没多少收成。只是在名分上拥有这么多土地，在邻里面前摆个阔样儿。后来，他干脆把一些地租出去收租子。结果呢，租种的农户都是左邻右舍的乡里乡亲，有些干脆就是亲戚。他那个人面皮薄，性格懦弱，做事又碍于颜面，租子也收不了多少。甚至，到了催租子的时候，那些佃户比他道理还长，不是推脱说雨水不好，就是丁捐太多没余下粮食，总之是不给他好好缴粮。电影上常看到那些地主收租子坐着轿子，管家和背着枪的家丁穷凶极恶地进佃户家捉鸡牵羊很威风。其实，这种事情让我父亲这个人去办，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情。每到麦子上场的时节，他就一户户给佃户说好话，和人家商量着看能不能多少交些租子。那个时候，尽管我年纪很小，都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到目前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为啥自己的地收租子还得给别人说那么多好话呢？
但是，到了土改的时候，我们那些佃户把租种我家的地都一下子送回来了。那么多地，定成分时肯定都要算作我家的地亩。一户人家拥有七八十亩地，怎么说也是个小地主了。那个时候，我父亲还给工作队讲，他从来不“剥削”亲戚，主要是这么多地不能撂荒都得有人种，租子也是象征性地交多少算多少。人家才不买他那个账呢，你说你没剥削，收租子就是剥削，给谁也赖不过去。结果，土改定成分时给我们家定的是“半地主式”富农。
其实呢，那时我家也没啥像样的大房子，就是地多。这个事情真没法解释，谁都解释不了。按照我们家境的那个实际情况，是刚刚搭起大户的架势，还没闹出多少积蓄，基本生活也就是个富裕中农，比一般农民要富裕些。外表看起来家业挺大，其实只是空架子，家底很空。
隐约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还有个嗜好就是爱买高骡子大马。庄户人，显摆的也就是各家的大牲口。他买的骡子一匹比一匹洋活（扎眼），跟个会，赶个集，看大戏，都套着马车，鞭子上拴着红缨，一路甩得叭叭地响，表面上看着轰轰烈烈，但实际上没有啥家底。不过，我父亲这个人算是个开明地主，寻常邻里借牲口、用农具，谁愿意拿啥谁就拿啥，借点粮食啥的也是有借无还，闹得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农忙时他还给邻里帮点忙，倒是在村子里落了个好人缘。按照我父亲自己的观点，土地是农家的宝贝，比黄金还硬通。既不担心它会跑了，别人想拿也拿不走。只要老天出太阳，庄稼可以年年种，即使一季没收成，来年还能长庄稼。
我家到了我这辈有弟兄四个，两个去世了，剩下弟兄俩。我弟是医生，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才出生，我们两兄弟年龄相差二十岁。他现在是耀县拿得出手的医生，退休了还在开诊所。家里有几院房子，生活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