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农民作家刘瀑扬长篇纪实小说《墙根下的中国》序
长篇纪实小说《墙根下的中国》是真正农民作家写农民命运的文学作品，是农民自己的心声。
我读这部描写家乡农民命运的书，它的真实性震撼着我，我也为我家乡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后近六十年了仍旧处于这种状态而难过，但我不能不相信这是真实的生活。
刘瀑扬，小名大虎，然而他都没有虎气而为任人屠宰的羔羊。我认识他是由我书中的主人公刘文良介绍的。1998年，我为家乡百姓维权写出了一部纪实作品《民怨》，大虎看了书要找我，我到了他们村里，我们一见如故。他对书的理解要比一般农民更深刻些，我这才了解到他的历史：
他原来曾在北京读书，我入大学的那年，他考入了北京水利学校，不幸因为母亲病重休学回家，1956年，他有幸到了县一中任教，然而他因为工资的问题，向《人民日报》社总编李庄求教，这封信却给他带来不幸，以他向中国告教育科长之罪名被教育科长除名。这就让他走到中国人数最多却最弱的群体农民队伍里。他务农之余开始写作，他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令人难过的是，他家前院盖上了一排大商店，堵死了他家的通道，他全家出入得钻别人家的墙窟窿，猪狗尚有栅栏，他一家人连猪狗都不如。为了他家能有出入之门，他竟抗争了四十年，虽得到过省长的关注，想不到省长的“非常重视”反而让他招致更大的不幸！
2003年，我在《燕赵都市报》上看到以两版的篇幅报道了他的惨痛经历。同时有记者的手记《何必忧惧刘瀑扬》。我愿抄录如下：
古时，封建统治者有句话叫“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历史上多次文字迫害也因此而生。
在政治清明、民主自由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防民之口”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更多了几分滑稽的味道。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通信的自由，公民有进行文学创作的自由，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相信连不少上小学的孩子都懂得。
我不敢说刘瀑扬是农民的代言人，他多次给报社写稿也有其个人目的，不过他的目的并不过分，要求解决他被强占的宅基地，而屡屡与镇村干部发生矛盾。但如果他的反映属实，这应当是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为什么镇里不能去调查一下，解决这个矛盾。
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许多的刘瀑扬，他们有文化、有思想、有个性，能捍卫自己以及所在群体的合法权利，这些刘瀑扬们往往会给当地的一些领导制造一些麻烦，往往让一些领导们很头疼。但我们应当看到的一个事实是，由于刘瀑扬们的存在，群众监督的力度加大了，各个基层政权的决策办事也越来越谨慎、规矩、公正。
现在各级政府都在打造“阳光政府”，公正、透明、依法执政已经成了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社会的进步，政府的进步，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刘瀑扬们有一份功劳在。
何必忧惧刘瀑扬，越来越多的刘瀑扬们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公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进步的结果，我们期望我们的社会上不要再发生他这种辛酸得有些滑稽的故事，我们期望刘瀑扬们都能有一个宽容的言论环境，决策者和领导者们都能更多地倾听一下他们的声音，他们和基层政府不应是对立的仇敌，而应当是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促进的鱼水关系。
记者的报道是真实的，记者的评论是理性的；我想有这样新闻媒介的支持，他的问题会解决了吧？然而，与我所想的相反，他受到了更大的打击，他又走上漫长的上访路。这时，他找到了我，向我这“路见不平拔笔助，我为百姓鼓与呼”的作家求助。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根据我多年为农民维权的经验，总结出三条路：一是找大官诉说。如果你能找到的官大，能得到他一个批示，可能会引起下面的重视；二是找媒体报道，给那些欺人者以压力；三是运用法律，找律师打官司。一定不要去北京上访，白花钱耽误工夫，信访转到下面会更麻烦。他说，当年省长给他批过，也没有用，这新闻媒体报道了，也没有起作用；打官司往哪儿起诉呢？他走投无路。我也束手无策。我能做的只能在我写《民怨》的续篇《民心》里把刘瀑扬的事写一章，也不会解决问题的，得罪了当政者，他就是不给你办事，你还会更麻烦。你多年的经历不是这样吗？
我看到这个农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便出了个主意：你是个农民作家，何不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写成小说呢？这一方面对你是一种心理情绪的宣泄，一吐为快，可以使你不致因此而得病；二来，如果这部书得以出版，想法送到上级，对中国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起一点作用，你的心胸会更宽阔，对自己受的一点苦难便可以不去计较了。因为这实在不是你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中国农民的命运写照。
他接受了我的建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几次修改，终于完成了这部作品。
我再一次受到了感动。我愿意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这部书，因为这是中国农民真实的心声。沾血带泪的不死草啊！愿你给受难者以力量，让我们高唱国际歌：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墙根下的中国》便是一个中国农民为真理而斗争的作品。
人，就得像不死草般的生活，不管生命有多么短暂，不管生活有多么艰辛，不管环境有多么险恶，都应该顶天立地无怨无悔地倾尽所有地投入生活。
——任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