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吉方良来到校长室，见郑国胜一个人态度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后边的藤椅里，紫棠色的面皮显得更紫，简直有些像猪肝的颜色。他犹豫了一下，大声喊“报告”，然后小心谨慎地走到郑国胜面前。
问：“郑校长，您找我？”郑国胜皱起浓眉，像隶体字的两个浓墨书写的“一”字。他抬起头看了看吉方良，他那宽宽厚厚的嘴唇动了几下，却没有说话。这样过了一会，郑国胜那宽宽厚厚的嘴唇里终于吐出一个字来：“坐。”吉方良仍然疑惑不解，他听话地在郑国胜对面的一条木凳上坐下来，一双大眼睛直直地看着他，像小学生犯了错误，在等待着老师批评。郑国胜从衬衣袋里掏出几张稿纸来。吉方良一看呆住了：那正是他给他写的讲话稿！他把讲话稿在吉方良面前摊开，说：“你给我写的讲话稿很好。可是我的文化水平太低，识不了几个字，这里面我有几个字不认识，还有几个词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上午开会的时候，你可能也听出来了。上了讲台，一片眼珠子看着我，想躲也躲不过，想下也下不来，只好硬着头皮读到底。走下讲台，心里又气又恨：一气自己文化底子太薄，又不知道学习；二恨自己开会前没有把稿子认真看看。”他把讲话稿又向前推了推说：“我今天请你来是想叫你教教我。我一次读错了，不能继续错下去。小学生写错了字还要求订正呢，我更要做到知错必改。小吉，你说对吗？”
吉方良不觉点了点头。他苹果似的脸更红了，此时却是由于误解郑国胜内心感觉深深地自责。他觉得自己对郑校长太不了解了，悔恨自己听了别人的一面之词，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郑国胜指着稿纸说：“你看看，我把几个不认识的字、弄不懂的词都划出来了，你来教教我。”吉方良连忙站起来。他真有些给皇帝当先生的感觉，心里怦怦地狂跳，脸发烧，声音发抖。他镇静了下，把那几个字反复读给郑国胜听，几个词也一一作了解释。郑国胜认真读，认真听，还把几个生字的读音用同音字记下，把几个词语的解释也都记在笔记本上。然后对吉方良说：“我再把讲稿读一遍你听听，看还有哪里读错了？”他果然又读了一遍。吉方良听了称赞说：“郑校长，你读得很好，一个错字也没有！”郑国胜高兴地说：“在学校工作就有这么个好处，周围都是老师，有个字、词弄不懂随时都能请教。”
郑国胜把讲话稿、钢笔和笔记本都收进抽屉，给吉方良倒了杯开水，慢慢跟他拉起了家常来。
据郑国胜主动介绍说，他家原来是个中农户，有十几亩地，自耕自种，日子虽不算富裕，还过得去。所以，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一心一意教他念书，希望郑家能出个读书人支撑门户。他念过两年多私塾，也就是读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认得几个字。后来日本鬼子过来了，抢了他家的粮食，又拉走他家的牛。牛是农民的命根子，种田怎么能少了牛？他爹妈上去阻拦，被活活打死。爹妈死后，他和姐姐还小，就跟着叔叔家过日子。四八年他姐姐出嫁了，正好遇上淮海战役，他就参军了。后来随大军南下，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解放后又到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他那条腿就是在上甘岭战斗中负伤的。回国后，他在疗养院疗养，又跟文化教员学习了一些文化。----他的文化教员就是他的妻子丁淑娟。他和她是在疗养院相爱结婚的，后来两人一起转业到王集小学。他说：“到底是底子薄，遇到些冷字、生词就读不懂了……”
吉方良从校长室出来，很受感动。他想：都说郑校长厉害，好训人，可能是对他不了解、不理解的缘故。他今天态度多么谦虚！像小学生一样，一边学，还一边做笔记。可是他又想起父亲给他讲过的，五七年张丙寅因为提郑国胜的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事。根据今天他亲眼见到的情况，他认为张丙寅被打成右派分子，那是由于他自己的错误，或者是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决定的，与郑校长的批判无关。他觉得郑国胜是个扎扎实实、实事求是的人，是位可信赖、可尊敬的领导，又是位忠诚、朴实、平易近人的领导。
吉方良由郑国胜，又想到赵玉荣的父亲赵来福。赵来福甚至连文件也要人读，开会要人记录，回来要人传达，因而对党的方针政策常常在掌握上有些偏差。他想，郑校长比他强多了，他本来就认识不少字，又注意学习，将来一定会有大的进步。他又想，讲话稿他也应该自己来写。国家的方针政策他懂，当前的政治形势他也懂，他只是有些繁难的生字不认识，不会写文章，有些教育、教学上的术语还掌握不准；他可以多问一问练一练嘛！自己写的稿子，读起来，讲起来，就熟悉自如多了，就不会出现像今天上午那种错误了。他再一想，觉得那样对郑国胜要求太苛刻了，他毕竟识字不多，又是残废军人，应该是别人帮助照顾的对象。现在有许多领导人，文化层次很高，身体也健康，时间也宽裕，发个言，作个报告，还要别人写讲话稿，稿子有一点不满意，就叫别人一改再改，自己就是不肯动笔头。好像不叫别人改写几遍就显不出他的权力，而自己不用秘书，又降低了身份似的。郑国胜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吉方良回到宿舍，竟一点睡意也没有了。他想去批改作业，因为这几天忙着国庆节的活动，语文作业积压了一些未批，于是他朝办公室走去。